俄罗斯爱乐乐团的左贞观先生访谈录

【访谈对象】左贞观先生【访谈地点】视听前线【访谈时间】 2008年10月 俄罗斯爱乐乐团对于大多数中国乐迷来说，都是熟悉而并未谋面。该团创立十多年来除了从事演出和音乐普及工作以外，共录制了约500 张CD， 从巴赫、莫扎特到马勒、斯特拉文斯基等古典音乐，从中外现代作曲家作品到奥斯卡奖电影音乐、台湾民谣、中国民歌改编的管弦乐曲无所不包，而他们在“雨果”唱片公司录制的多款专辑尤得发烧友们的喜爱。俄罗斯爱乐乐团的创办人左贞观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俄籍华裔作曲家，也是俄罗斯目前唯一的华人功勋艺术家。最近趁他带着乐团三角琴民乐小组来广州为黄红英演唱会伴奏的机会，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 记：左先生你好，作为一个华人音乐家，你怎么会在俄罗斯建立一个这样的乐团的呢？左：我本人除了在莫斯科学作曲以外，在此前还于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系毕业，曾在俄国的交响乐团工作多年，不仅热爱交响乐团，并对交响乐团的工作很熟悉。我在俄国已生活了有47年了，可以说是“进入了俄国的主流社会”，也就是说我在俄国的音乐界里已经不是外人了。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乐团成立时，俄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成立一个私立的团体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只要有它的经济基础，所以会出现莫斯科一个城市会有24个交响乐团的情况。记：能否谈谈乐团是怎样开始建立的呢？左： 1992年严寒的冬天，台湾作曲家李泰祥的两位弟弟来莫斯科找我，说是由李德伦先生介绍想请我帮助在莫斯科录一张CD。当时制作人李泰铭正与女歌手齐豫热恋，要出巨资为未来妻子录一张专辑《藏爱的女人》。片内通俗歌曲全部取材于古典音乐。我请了我同学、今天已是俄国赫赫有名的编曲者尤里·雅库舍夫把贝多芬、肖邦、柴科夫斯基和舒伯特等作曲家的名曲改编成了通俗管弦乐曲。然后把莫斯科最优秀的乐手凑在一起录制了这第一张唱片。当时李泰铭专门从曾录过“披头士”乐团的伦敦的“Abbey Road”音乐制作室请来了英国录音师一起工作。结果这张CD发行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获几个国际大奖。齐豫的独特演唱，我称她为“一朵芬芳的野花”，意思是她不是在音乐学院受过培训的“暖房里的艳花”。 《藏爱的女人》的录音为我团今后的录音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记：在国内，乐迷主要是通过“雨果”的CD了解你们乐团的。左：在录完《藏爱的女人》后，紧接着接到香港“雨果”公司老板易有伍先生的电话，说想来莫斯科录制古典音乐的CD。我带他听了几个莫斯科乐团和看了录音棚的设备。最后由于要么水平不理想，要么价格过高而决定自组乐团录音。同易先生我们签署了长期合作的合同，并决定取名为“俄罗斯爱乐乐团” ，并以此名注册。1993-1994 年间，易先生每个月从香港飞过来录制2-3 张CD。同“雨果”录的第一张CD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记得很清楚，当时白天没有录音棚，只能夜里录。晚上11点整开始，早上5-6点完成工作。如此难度的作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在我团录音历史上至今还是一个奇迹。当时的乐团水平极高，乐手都是莫斯科七个国家交响乐团里的优秀的音乐家。成功的因素还有是因为“雨果”请了刚在维也纳毕业的年轻天才的香港指挥麦家乐担任总监。从一开始我们的录音就选择在国家广播大楼的5号录音棚，虽然还有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可录大型的管弦乐编制乐团，但我和易先生都喜欢5号录音棚，主要是有良好的音响效果，世界一流的器材。录音棚大如篮球场，还有200多座位，可开音乐会。易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除了是“雨果”的老板，他还亲自筹划曲目，邀请指挥与独奏，亲自坐在调音台前录音，亲自剪辑，设计封面，撰写文字。他的摄影艺术在许多国家展出过。但他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是一位非常热爱、深刻理解音乐的音乐家。同“雨果”公司合作很愉快，我们共录了约30张CD。记：“雨果”的录音有不少是请中国艺术家来担任演出的，同中国艺术家的合作中有哪些感触？左：我接触到的这些音乐家都是非常优秀的，非常有才华的。比如曹鹏先生对俄罗斯音乐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他录的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让俄罗斯音乐家听了后都非常感动。胡晓平和莫华伦的CD 我经常给俄国音乐家听，他们会很惊讶在中国有这样的嗓音。作曲家黄安伦在乐队的配器上是一位大师，他写了很多作品，我们就录了约十张他作品的CD, 在最后一次录完音后，我打趣地当他面对乐团说：安伦还有10部交响乐，5部钢琴协奏曲等着我们录呢。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演奏给我很深刻印象，我称她的二胡艺术同奥依斯特拉赫的小提琴艺术是同样等级的。许斐平是非常天才的钢琴家，为人特别谦虚，在同我团录了两盘CD一个月后，惨遇车祸去世，我深感悲痛。记：你们乐团录制的曲目由谁来决定？左：当然由买方，也就是唱片公司或制作人来“定货”。我们只负责录音，以后录音或CD 的命运与我们无关了，唱片在哪里出版，出版数量有多少都由制作人自己决定。我们十多年来录的曲目范围极广，除了古典、浪漫派作品外，我们也录了不少中国作品：陈培勋的《我的祖国》，丁善德的《长征》，香港作曲家陈永华，北京作曲家秦文琛，旅美作曲家周龙等人的作品。另外，比如就《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就录了五个版本。记：请谈谈乐团的编制和你的录音的经验。左：我们乐团是一个组合的团体，有工作就聚在一起，没有工作乐师都在不同的乐队里工作。这样我们可请到各乐团的最优秀的乐师。在很长时期内，80% 的乐师来自广播交响乐团（柴科夫斯基大交响乐团），它是当时莫斯科最强的乐团。要是请该团以它本团的名义录一张CD的话，其成本将比我团高出4倍。这样，俄罗斯爱乐乐团录制的质量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费用低廉。这是市场经济情况下出现的一种乐团生存选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比如会在录莫扎特时请某某的圆号，而在录柴科夫斯基时则会邀请另外的，适于演奏俄罗斯音乐的圆号手。不同性质的作品请不同风格的指挥来录。幸亏在莫斯科有选择的余地。每次在录音前，我会仔细的研究总谱，以免在录音时花不必要的时间去改正错误。一般每天的录音时间为四个小时，所以科学的安排时间很重要，因为录音的每一秒钟都是金钱。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三天（12小时）能录一张CD ( 60-70分钟)。记：在乐团十多年的历程里，有什么值得回忆一下的？左：在同“雨果”合作过程中曾有一段难忘的小插曲：1994年10月，正逢莫斯科兵荒马乱时，易先生来莫斯科录音时正是叶利钦总统同国会的对峙最后变为炮轰白宫的一天，我去机场接他时，时刻盯着机场的电视看新闻，在他出关后不久机场就被关闭实行戒严了。第二天录音，乐手在枪炮声中断断续续的来到录音棚，最后又得到消息说晚上9点就开始戒严，我们只好急急忙忙把音录完后赶回家去。俄罗斯爱乐乐团去了不少国家演出，2008年元旦的演出已经是乐团第12次去中国了。但其中的一次去中国的巡演是特别难忘的：1997年6月底，我团被邀请到香港参加回归的演出，两场音乐会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的。然后，7月3日我们从香港直飞台湾，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演出，然后又回到大陆去深圳等地演出，过关就过了9次。那一次，俄罗斯音乐家一下子踏上了中国的两岸三地。1999年，我团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大厅举办隆重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国文化部部长等人出席了晚会。当天晚上俄罗斯爱乐乐团同中国音乐家演奏了中国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都是由我团在俄国首演的，还专门请来的中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记：这些回忆都很有意思，俄罗斯爱乐乐团在这十多年里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乐团今后会有些什么计划？左： 最近几年来，录音的工作越来越少了，这样的问题不仅我们存在，俄国的其它乐团，世界上其他的知名乐团也都存在。最近几年来一些大唱片公司都削减了以往曾计划的录音。由于网上能轻便下载音乐，连一些出版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都不得不倒闭。还有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原因：还在上世纪90年代，我去瑞士同DOWANI公司签约录音时,他们告诉我说，在西方调查过，进入唱片商店的顾客，只有10%的人会走进古典音乐部门去看，而只有2%的人会真正去买古典音乐的碟的。当时我走进像超市一样规模的巨型唱片店，可以看到如柴科夫斯基、贝多芬还有许多作曲家的作品都已经有至少十几个最著名指挥，独奏家的录音版本时，能很感慨地看到我们自己录音工作的远景了。记的有一次我问雨果老板易先生他为什么不再来莫斯科录制古典音乐了，他说：我录的CD今天发行，明天全国各地就都能找到盗版的了。谈到这里，我们俩都很气愤。但第二天我在街上没能经受住诱惑，买了一堆盗版CD。最近这两年录的东西不多，但有些工作的成果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快乐。2005年，我们乐团录制的两张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周年的CD被德国DG公司选上出版。前年，我们高兴地参与了中国的马思聪作品全集的录制工作，其中有四个大的管弦乐作品委托我们录音，并获得到国内音乐界的好评。去年年初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去年录制的美国作曲家罗扎的小提琴协奏曲被提名格莱美奖。记：非常感谢左先生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祝贵团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