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耳斯太个人简介

托尔斯泰　　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托尔斯泰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出生在离莫斯科不太远一个叫做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主庄园里，父母亲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虽然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亡故，但由于家资厚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里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但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转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一八四七年他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归于破产。从一八五一年起，他到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当时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他进一步看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能够如此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托尔斯泰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0至一八六一年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一八六一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为古老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的错误结论。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和一位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结婚，他婚后的家庭生活，过得美满而又幸福。　　托尔斯泰于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结婚后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他的早期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精神探索，显示作家独特、深湛的艺术技巧。短篇小说《一十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一个青年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故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中篇小说《哥萨克》(18s2—一1862)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纹“文明”都感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　　托尔斯泰的早期代表作表明，他一开始步入文坛就抓住了沙皇俄国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但这时的托尔斯泰，政治上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和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农民的主张不同，他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化身，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在作家世界观上的反映。在艺术上，托尔斯察的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成著名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它是作家前期创作的总结，集中反映出他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　　《战争与和平》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毫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八0五至一八二O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贫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利，互相倾轧，沉缅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门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纵横城市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采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明，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小说的缺点是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为了宣传作家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情节开展中夹杂着整段整段的哲学议论，不仅违反艺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某些累赘。　　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完成了他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历史小说，那末《安娜·卡列尼娜》则取材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对于一八六—至一九O五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速崩溃而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在《安娜·卞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　　长篇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通过第一条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由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另—条线索，作者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这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惶恐不安。于是，他—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攻革，企图找出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归依宗教，在一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俄国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和深刻，在艺术技巧上是情节结构更为集中和紧密，描写人物时对复杂的心理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入微，叙述风格方面，作家在保持过去创作中时而急速时而平稳而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描写的同时，还更多地采用讽刺和刘比的手法。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唯心论的阶级调和主义、对观实的悲观失望，对邪恶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用基督教的“博爱”取代阶级斗争的宗教宣传，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　　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为照顾孩子们上学，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O一年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才又重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作家在莫斯科生活的八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一方面是封建农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以及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同时，他更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客观上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促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激变。他辞去县贵族长的职务，拒绝担任法庭陪审员，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这个原来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他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98--1899)，形象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强烈的仇恨，摆脱过去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便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门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 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势；他反对官方救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彼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较以前朴质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多的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遭到明显的破坏。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全国统冶集团的极度恐慌。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力山大三世查办作家但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它。”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一九O一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了他的教籍。但作家没有屈服。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一九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把财产交给妻子，弃家出走，以期实现他“平民化”的宿愿。结果中途得了肺炎，同年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堡车站。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休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个悬崖附近，坟上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直非常重视托尔斯。从作家的生前到死后，列宁先后写了七篇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列宁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竞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是对托尔斯泰这个“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高尔基说)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最科学的评价。　　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大步”。　　鲁迅评价：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