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以及进行改革的具体内容。

洪堡(WilhelmvonHumboldt)的办学思想与他制定的办学原则对柏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比如，尽管洪堡追求的是学术自由，但他却把柏林大学置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正是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妨碍了柏林大学模式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对于柏林大学的创办，尤其是对柏林大学模式的设计以及该模式基本特征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柏林大学章程》主要是他的作品。该章程具体规定了柏林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柏林大学的基本组织结构，并且规范了柏林大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施莱尔马赫描绘和设计的大学模式（包括学院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商谈制等）最终成为其他德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大学模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柏林大学;大学模式;洪堡;施莱尔马赫
　　提起创办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人们都会想到洪堡以及他为该大学制定的基本原则：教学与研究的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大家还知道，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大学以及德国之外（比如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大学。
　　不过，柏林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如何理解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柏林大学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应该如何评价洪堡和施莱尔马赫在柏林大学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起过的重要作用?等问题，国内各种研究文献虽然有所提及，但是这些文献对柏林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等问题语焉不详，即使稍有提及也难以尽如人意，没有很好地回答以上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柏林大学的创设
　　柏林大学是在对“旧”大学的失望和对“新”大学的期待之中诞生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版图上处于落后状态。1805～1809年间，拿破仑一世数次打败普鲁士等国的联军，德国被肢解。与法国的强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败后的德国笼罩着一片沮丧。在对独立和强大的期盼中，德国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社会精英与民众都期待着知识界和教育界尤其是大学能够为国家的自由强盛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但是，大学里弥漫着保守和陈腐，充斥着不务实际的学究和空谈家。他们津津e5a48de588b67a686964616f31333330333539乐道于陈腐的争论，思想与精神活动深受神学和宗教的束缚，他们把知识看成为已经凝固为封闭的体系，大学的任务就是把已经知道的东西传授给学生。对于这类大学，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耻于与其为伍，甚至有教育官员声称：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应该被消灭，应该用一种能够满足专门需要的职业性机构取而代之。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对一种能够真正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新型“大学”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感通过部分有识之士的呼吁传递到社会的上层，并且在最高层引起了回应。这样就为“新大学”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洪堡被卷入这所新型大学的筹备工作则是一种偶然。

二、柏林大学模式的形成
　　（一）洪堡关于创办柏林大学的基本观点
　　观点一：聘请知名教授，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
　　对于这所新大学的创办，洪堡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聘请著名学者，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自由，不管他们的研究可能得出什么结论，而政府的责任只是负责挑选合适的人员。从这里可以看出，洪堡的办学思想涉及三方面的内容：（1）学术自由；（2）教授治校；（3）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三点与柏林大学模式有着内在的关联。
　　事实上，洪堡并没有太多地参与讨论如何创办这所新大学的细节问题，也未参与拟定新大学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他的精力主要花在对大学创建过程的领导、统筹协调以及聘请一流教授等方面。幸运的是，他不仅得到了一批知名教授的承诺，还获得了国王的大力支持。1810年5月30日，国王颁布了开办这所新大学的命令。
　　洪堡关于“聘请一流教授并赋予他们管理大学的权力”，即“教授治校”的基本思路，对这所大学以及日后德国乃至全世界大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洪堡以捍卫独立自由精神、批判政府权威之自由主义思想而著名，但他却把柏林大学与普鲁士政府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正是因为这种捆绑关系，历史留给德国的是错综复杂地与各个独断专行的州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纠缠在一起的、受政府控制的大学。即，这所新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牢牢地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柏林大学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正如韦伯所说，长期以来德国的大学一直困扰于传统的大学权威与凌驾于大学之上的州政府权威之间。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呢？这与洪堡的第二个观点有直接的关系。
　　观点二：大学是国立的，应该由政府进行控制；
　　洪堡虽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他认为大学是国立的，应该由政府来管理和控制。正如洪堡史研究者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所说，这所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建立折射出洪堡命运中颇为复杂的一面，即：抱有“没有政府的介入可以办出最好的大学”这一理想的洪堡创办起来的却是一所由政府控制、为政府服务的柏林大学。
　　当时柏林有一所独立于政府的学术机构“普鲁士艺术与科学学园”。坐上司长椅子之后，洪堡便开始强行将该学园转为公立，使其成为国家控制的学术机构。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洪堡在政府与大学之关系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选择余地，因为1794年的普鲁士法律明文规定，所有大学都是政府的机构。再往前看，自从宗教改革以后，普鲁士以及周边地区的政府对大学一直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洪堡对大学的改革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强化了这种控制。
　　洪堡对私立大学缺乏同情很可能源于“政府是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人没有什么区别。德国有一个传统：即大学的目的就是为政府服务。比如哈勒大学（Halle）、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等，从设置之日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官吏。洪堡认为，为了更好地达到这样的目的，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一方面，他视“国家”为“民族的教育者”，通过它可以“培植信念”；另一方面，他却计划着一种与国家无关的对教育事业的财政资助（即某种地区自治形式的特有基金）。但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当时能够提供如此资助的只有国王。确实，对大学而言，独立而稳定的财源有助于保证大学的自主权。然而，洪堡试图将国家的“财政”责任与极力保护大学不受政府过多控制的愿望相结合的计划最终并未实现。
　　洪堡曾经致力于为学者提供研究和表达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希望柏林大学能够享有独立的财政收入，他还希望丰厚的薪水可以使教授们能够潜心做学问。但是，接替洪堡的新厅长舒克曼（vonSchuckmann）却认为：正因为是政府出钱办的大学，所以决不允许大学成为“国中之国”。有位大臣更明确地说：领取政府薪水的教授没有权利对政治问题说三道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施方和受方都有这种想法，国立大学就避免不了遭受政府强有力的控制甚至干涉的命运了。洪堡也许想到了这一层，所以才力图为这所新大学尽可能争取享有独立的财政收入，以确保实现他理想中的“学术自由”。

　（二）柏林大学的办学原则
　　人们往往把柏林大学的创办、柏林大学模式的形成以及柏林大学办学原则的制定都归为洪堡的贡献，即，柏林大学是洪堡一人创办起来的。虽然洪堡制定的办学原则不仅使柏林大学在全世界享有巨大声望和影响，而且还被其他国家的大学奉为最高原则。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体现了柏林大学模式之精华的这些原则，实际上并非洪堡一人的创造。对于柏林大学模式的成功，应该这样理解，在洪堡领导下创立的柏林大学正是遵循了这些基本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原则，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根据丹尼•法龙的分析，柏林大学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
　　原则一：研究与教学的统一（theunityofresearchandteaching）
　　原则二：学术自由，即教与学的自由（academicfreedom;LernfreibeitandLebrfreibeit）
　　原则三：以通识（自由）教育为核心（thecentralimportanceoftheArtsandSciences）
　　“原则一”确立了学者及其学术研究在大学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阐明了在知识前沿领域进行学术性探究的价值。不过，最早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大学必须重视学术研究的人是费希特，他认为要使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德意志文明的“皇冠”，大学就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不仅各个学科领域都应该重视学术研究，而且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成为从事研究的学者,这种思想对柏林大学的创办及其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原则二”强调学生学习的自由与学者进行探究的自由。不过，LernfreibeitandLebrfreibeit这两个概念是哈勒（Halle）大学校长古德林最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教与学的自由”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数百年来大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洪堡的贡献在于，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阐明了保护这种自由对于大学的生存是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原则三”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该原则使哲学院（diephilosophischeFakultät）以及它承担的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　重新充满生气。卢比（Lubbe）是这样描述该原则的贡献的：“19世纪初大学改革最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这就是哲学院从那些高等院系尤其是神学和法学等系的垄断下解放了出来”。然而，如后所述，这主要还应该看作是施莱尔马赫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