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及其现状简介。

美国的高校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侧记　　作者：徐国利　　2005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随“安徽大学高级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训班”到马里兰大学进行了为期3周的培训和考察。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州立的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乘地铁便可到达华盛顿。马里兰大学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约位居40名左右。期间，除了倾听美国学者和管理人员讲授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状况和管理外，我还结合自己的专业，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发展的一些问题。为此，我采访了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高峥博士[1]，和他进行了两次较深入的交谈，以期尽可能地了解马里兰大学乃至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一些状况。这里，便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专业和历史教学，重点介绍和总结我所了解到的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美国历史研究现状和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当然，由于考察的时间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谈只是个人一孔之见，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确。之所以写出，是认为此一孔之见或许能对我们高校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开展有所启示。文章不当之处，欢迎同仁批评指正。　　一、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　　美国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在美国是较普遍地设置的。如，马里兰大学是一个由马里兰州办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由十三所大学组成，我们培训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这一大学系统中最主要的大学，它拥有师资和研究力量雄厚的历史系，所开设的历史课程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这样的历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问高峥博士马里兰大学系统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历史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都有。”而马里兰大学系统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学科类的大学，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这在中国大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地区拥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现在，我们拥有历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并不多，主要是综合类大学和师范类院校。而且，目前或缩小招生规模，或是将历史系易名，或是将其改为其它系科，中国的许多高校是唯恐有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人文系科。同时，在美国的大学中，人文历史学科的课程是大学生必修课的重要内容。而中国高校的人文历史课却基本是面向各自专业的，非人文专业的学生学习人文课的很少。当然，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改善，我们的许多大学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包括科学素质。如，许多非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人文学院等。但是，与美国大学久成体系的人文历史教育机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实际上是整个的美国教育）以“通才”教育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则决定的。而人文历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的“通才”教育，即，不论是文科、理工科还是其它学科，都把全面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作为办学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养成学生兼具人文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美国的大学是将向大学生全面传授各种知识作为重点，因此，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是第二位的。这在其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高峥博士说，美国的大学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哪所大学以自己是“工程师的摇篮”一类的荣誉来自诩。美国大学十分重视人文知识的培养在专业与技能学习中的基础地位，不少专业性和技能性较强的学科和专业在本科阶段是不设置的，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如，律师是美国最吃香的职业，学习法律的人自然也相当多。但是，美国的大学本科没有法律系和法学专业，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大学生才有资格去进一步学习法律。我认为，这种思路和做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法律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它是附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现实社会的法律是对历史上法律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那么，法律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机械的条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执法。　　美国的大学都普遍设有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也与这些院系的毕业生就业不难，而且往往能在社会竞争中出类拔萃直接相关。高峥博士介绍说，在美国历史学毕业生不仅就业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人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人才，如，美国国会中有不少议员是历史系毕业的，美国总统也不乏历史系出生的。历史系学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为美国是一个讲实用的社会，如果一个专业的学生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国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当然，美国人文历史毕业生就业容易，与他们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全面合理有关，因而具有较为全面的学科知识有关。上面已说，美国大学讲“通才”教育，也就是说，大学生是文理科的知识都要学的，人文历史系科的学生则必须学许多其它学科的知识，因此，美国的人文历史毕业生往往既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人文历史知识和思维方式，又兼具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如，以马里兰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四年所修的120个学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历史类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学科的课程。那么，人文历史学科的学生怎么能听懂理工科的课程呢？高峥博士说，美国大学的自然学科课程有不少是讲基础性知识的，而不是讲某一学科很专深的知识。加上美国中学阶段也没有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那种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学生听课并没有什么困难。美国大学重视人文历史教育，不单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人文历史知识，更关键得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思维能力。实际上，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学所学的不少知识往往会过时的，但是，人文历史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却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过时的。由此反观中国大学的人文历史院系和专业不受重视，反差何其鲜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会上不重视人文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以致学生就业难外，更深层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包括学生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文历史知识和素质的学习和培养对人自身的发展和参与社会竞争的决定性意义。其次，也与我们国家目前人文历史学科教育内容的教条、僵化和脱离现实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后等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起到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们的大学经常说要培养大师级的学者，要成为世界级的大学；我们的学生也经常立志在走向社会之后要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佼佼者。那么，如果对中美大学人文历史教育理念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从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呢？　　二、美国的史学硕士和博士的教学和培养　　美国和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培养也有其特点。这里，就我所特别关注、并了解的情况作一简介。　　关于硕士的教育。高峥教授说，美国的硕士课一般不由导师满堂讲授。每门课（1学期）一般由老师指定12—13本专业书。一般是要求学生每周读一本。然后，下周进行讨论。上课时，就上周所读的书的问题进行讨论，一般是要求学生提出二、三个问题。由于美国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并不限于导师自己的学生，感兴趣其它方向和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因此，一般一门课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上。那么，一、二十个学生提的问题就会很多，为此，老师一般是选择学生最为关注、提的最多的问题来讨论。讨论是由学生发言，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和点评。课后，则由学生根据所讨论的问题，写成一篇小论文。一般是每学期写2到3篇这样的小论文。学生的课程成绩多是根据这些小论文的成绩来评定的。也有在学期末，由学生写一篇比较长论文来考核其学习成绩。　　美国研究生教学的这种模式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长处，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够。二是，养成学生大量和快速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养成学生快速把握所读书籍主要思想和观点的能力。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现在是一个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即便是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的增长和更新也是相当快的。而学术研究的基础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如果不能养成快速了解和把握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难以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重视不够。当然，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也面临着实际的困难，一是我们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无法向学生提供这么多的专业图书资料，学生常常无书可读；二是，我们的研究生素质总体上呈下滑趋势，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和知识背景都不够，要大量阅读这些书也难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国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的这种模式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关于博士的培养。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全国并不统一，名牌大学和公立学校之间的要求有相当的差异，但是，总体上说比我们要严格，至于名牌大学的博士培养则十分严格。像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高校，培养一个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到历史学博士的培养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论文选题在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然后用二、三年时间来搜集相关的资料。在这两个阶段，学生往往要作田野调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国外相关的学术科研机构、院校和地域进行资料的采访、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关史料。然后是作开题论证报告。最后的三、四年时间用来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美国的一般大学，博士生在读时间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马里兰大学是四年。美国对博士生导师所带的学生数量一般没有限制，但是，导师在带博士生方面却比较慎重，多量力而行，这既是因为带博士生的许多工作，如指导学生阅读，看、改和评学生的论文等都不算是教学工作量，是“义务劳动”；其次，也是由于美国的导师重视学生的培养质量，带一个学生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指导工作，因此，为保证培养质量，一般情况下只带一到二名学生。由此可见，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博士培养往往不重视质量，博士在读时间太短，培养制度也不规范，执行不到位，对导师的监督不力，一些专业招收的学生过多过滥。有些导师一届博士生就有四、五个，甚至七、八个，而在带学生时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导，根本承担起导师应有的职责，而却可以多拿许多好处。这既有我们的博士培养制度的问题，也有导师的职业道德水平问题。我们在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难以真正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与国外、特别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博士相比，总体水平存在相当差距。　　在美国的高级历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视史学理论的教学。如，美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史学理论课是历史学专业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课程，而不是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才学的。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意识。正如下文所说的，美国目前的史学研究，以重视理论架构和方法论意识的科学派史学十分盛行，这种史学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三、美国的历史研究的两大流派　　通过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发展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与我在国内所接触的书报资料所说的不尽相同。高峥教授介绍说，目前美国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派，一种是历史研究的艺术派。　　科学派主张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很强，认为通过历史研究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本质和真像。据我所知，这一派在中国很有影响。如，目前介绍到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学术著述，多是这方面的著述。美国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柯文的讨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直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时常为人提及。而且，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对当代中国史学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有一种倾向，即重视所谓的“历史研究模式（或范式）”的建构，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美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过，中国大陆史学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学科学性”或重视历史的实证性研究，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又与美国的科学派史学有不同，中国的许多主张实证史学的人往往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倾向于中国传统的乾嘉史学和近代的新考据派史学，而不强调甚至是反对史学理论构建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先导性与方法论意义，认为这种重视“范式”的史学往往是不科学的。　　而艺术派则重视历史研究的语言叙述，强调历史语言叙述的生动和优美。但是，艺术派并非不重视史料，而是在阅读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史学是艺术的主张是有差异的。我们通常所讲的史学是艺术，往往是强调历史认识的非科学化，主张以直觉等所谓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为根本。极端者还包括为求历史叙述的生动和优美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如19世纪的英国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而高峥教授所说的美国的史学艺术派却并非如此。他在谈到自己的导师，美国著名史家、耶鲁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史景迁教授时，说史景迁教授的著作文笔生动，能将枯燥的档案文献史料变为生动的历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使用的基本是宫廷档案史料，但却写的生动入微。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专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国的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也说，“史景迁的研究特色则在于，以潇洒和生动的笔触，将前人的史事重现于纸笔。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浅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他的著作洛阳纸贵，拥有很多西方读者，因而深受他们的尊敬。”（P183页。）由此可见，美国当代的这种史学艺术派更像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著述风格，而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所主张的艺术派史学不尽一致。　　四、历史研究的致用性问题　　通过这次考察，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认识。在我与高教授的交谈中，虽然没有直接和专门讨论美国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从我们所谈的以下两个问题却可以看出美国的历史研究是重视致用性的。而目前国内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研究不应当过于强调其致用性，过于强调或不适当地主张历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反对史学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学研究崇尚学术独立自由作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我们较多地谈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及其范式的转化问题。这是一个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高峥教授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十分发达，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印度同样是亚洲和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国却远不如中国史研究受到关注，原因即在于它不如中国在现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大。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出“史以致用”的原则。不仅如此，我认为其中国史研究范式的转化实际也说明了这一点。高峥教授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演变概括为四种模式，亦即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拓者费正清及其时代的一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释方式被概括为“冲击——反映”模式。后来，这种模式被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内部动力”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使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冲击——反应”模式的在理论上的解释力存在相当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又出现了“革命模式”，因为，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具有世界影响力，有独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后，又被“现代化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的体会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转换固然在其内在的学术动力，即前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出现了“危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了，发展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和世界现当代史迫使他们要提出新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模式，但是，同时也正说明，旧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的提出实际反映了一种西方历史中心论，适应了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而当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后，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从而为其现实服务时，便被另一种研究和解释所取代。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现代化研究”模式的兴起正是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新形势发展，为满足美国与中国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这不正是历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一种反映吗？可以说，重视历史的致用性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推动力。　　关于美国的历史研究课题经费的申请。高教授说，美国的史学研究经费的申请主要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向私人的基金会申请；一个是向学校申请。而经费的申请便导致了以“研究问题”为主的科学派史学的盛行，即，要申请到经费，研究者必须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理论和方法应当是当时的史学界流行的主导理论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请研究课题或项目不在这种理论或方法之内，研究者就会被视为“不入流”，从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学术圈之外，便得不到学术的资助。高教授认为，这也与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制度有关。因为，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往往并不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因此，专家在评审申请者的研究项目时，最关注的就是申请的研究项目明确提出了什么问题，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从美国历史研究经费的申请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学研究必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致用的，历史研究不仅要讲学术价值，还要发挥其社会价值。否则，你就得不到研究经费的资助。　　当然，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将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主张过的史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历史研究致用应当是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全民族的进步服务，而不仅限于某些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体。而且，讲历史研究的致用决不是否定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决不是牺牲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求真性（科学性）。其次，美国的学术研究也受到联邦或州政府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往往受到影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国家科研基金与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他说，美国学者的研究经费有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这样，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学性。不过，由于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长期形成的学术独立的传统，总的说，美国学术界对学术的求真性（学术价值）和致用性（实用价值）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　　注：此文略经修改发表于《安大史学》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 高峥，浙江杭州人，曾为北京大学助教，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攻读博士生，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两部：《面对技术的进步：铁路时代中国和津巴不韦的社会变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产主义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干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论文有：《从农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鲁中南的个案研究》，《战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运动：1850—1853》、《17世纪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革命中的两个敌人》、《英雄士兵的神话和敌人的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