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里的导师为何霸道？

大学中的导师把研究生当成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甚至当做奴仆驭使、压榨、凌辱的事时有发生，说起来一点不新鲜。

只是近日这样的事密集爆出，网络舆论哗然，教育部门不得不来应付舆情。

先有去女生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长期性骚扰女研究生。该校刚刚处理完，这个葫芦按了下去，另一个瓢又起来了。又一所名校西安交大在读博士生杨德宝溺亡，其女友在网上声讨该生的女导师周某。中青报刊出报道《寒门博士之死》，证实了杨宝德的博士生导师周筠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的行为。

2016年5月他，华东理工大学一名在读研究生在校外导师控制的工厂干活，发生爆炸事故身亡。该工厂由导师张建雨投资，其兄弟挂名总经理。他派研究生以教学研究名义去干活，已非寻常私企雇工人，而是利用学校赋予其指导研究生的权力（与学位挂钩）驭使学生。——不过这事很快平息了，不外乎校方用软硬两手，双管齐下。

据杨德宝女友爆出该生与导师的微信私聊记录，恐怕其受到的压力不仅仅是购物、洗车这种“劳其筋骨”，而是精神上不堪承受。孰料剧作家六六发微博说：

且不说六六微博中有浓浓的歧视味道，在我印象中，村娃比北京、上海大都市长大的更能忍辱负重。六六难道以为导师有天然“奴役”研究生的权力？你个人跟师学徒，愿意鞍前马后替导师做事，哪怕是做出更大的牺牲，那是你利弊考量的选择，但不能因此就推断导师可以要求所有的学生这么做。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六六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2016年9月，德云社老板郭德纲和出走的徒弟曹云金开撕，郭发微博说将其“夺回艺名逐出师门”。连传统的曲艺界，徒弟都不堪承受师傅那样的霸道，而在六六眼中，“双一流”大学的博士生应该比德云社的学徒更听话才对。真不知今夕何夕了。

应当承认，在古代中国的演艺界和手工界，师傅对徒弟有很大的支配权。——在金庸的小说中，如黄药师、丁春秋、左冷禅等武林大师，对徒弟有生杀予夺之权威。徒弟对师父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兹录一则学徒与师父订立的契约如下：

立字人XX，因家贫人多，无法度日，情愿送子XX到邢台文盛德鞋铺当学徒，四年为满。擦桌扫地，提水做饭，只许东家不用，不准本人不干。学徒期间，无身价报酬，学满之后，身价面议。如有违反铺规，任打任骂，私自逃走，罚米十石，投河奔井与掌柜无关。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份卖身契，师傅对徒弟只有权利无责任，反之徒弟对师父则只有责任而无权利。当然是非常的不平等。但如果考诸历史背景，这种不平等的师徒关系确实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否则就不可能存续那么长的时期了。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多数人因为血缘关系可以向父亲获取谋生资本外，想让陌生人交给其技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技艺是稀缺资源，是一个行业内的立身之本，社会上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之说。

随着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变，诸多行业的技艺传承已从师徒相授变为学校的批量培养。学生和老师固然还有师徒的情分在里面，学生有着尊重老师的道义责任，但现代法治体系已经把师生关系改造成一种比传统师徒关系平等得多的契约关系。“义务教育”是国家对公民的义务，教师只是政府的雇员；大学教育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一样，教师同样只是教育机构的雇员，学生交了学费，有相应的受教育权利。

可是，今天一些大学里的导师对学校通过统招进来的研究生，那种霸道一点不亚于古代师傅对学徒。学生把导师常常叫“老板”而非“老师”，就可以一斑窥豹。那么，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为什么还有这种“怪胎”？说穿了，是因为这些导师是教育权力大小“分包商”。

教育权力毋庸置疑是公共权力，但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制度不完整，监督出现问题，那么太容易分割成一截一截而被“私有化”了。这本质上和贪官公权私用没什么区别。对导师来说，最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决定学生能否毕业拿到学位。现如今一个大学特别是西安交大这样的名校，博士点、硕士点太多，每年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如过江之鲫，每个导师就是一个小分包商，他们对手下的研究生怎样驱使，总发包商是很难准确掌握的，即便有学生不能忍受，在校内的救济渠道几乎形同虚设。除非事情闹大了，成为杨德宝这样的公共事件，“总发包商”才会出面。

《西游记》中的唐僧也是一个分包商，从观音那里拿到取经这个项目，雇佣了悟空、八戒、沙僧几个徒弟为他干活。他靠什么使唤悟空？还不是靠观音给他的紧箍咒儿，让猴子俯首帖耳。现实中的大学校园，大小“分包商”手中也有紧箍咒儿，那就是可以决定学生数载寒窗能否毕业拿到学位。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儿，能让学生真心实意地为导师做事，那才叫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