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菜市场边上的教育：不一样的教学 不一样的分值

走在菜市场边上的教育：不一样的教学 不一样的分值

　　合肥市第六十一中学(以下简称“六十一中”)老师谢雯与学生严言(化名)的故事，要从一件毛衣、一篇作文、一碗面条说起。

　　那年冬天，谢雯在教室晨检时发现，男生严言的衣服拉链坏了，敞着怀儿、穿着秋季校服冻得发抖却坚持说：“老师，我不冷。”

　　回到家，谢雯熬了几夜，织出一件新毛衣，可严言拿到后两天都未上身。谢雯忍不住问：“那件毛衣不合身吗?”对方扬起稚嫩的小脸说：“毛衣太好看了，我要等星期天洗过澡再穿。”

　　谢雯听了鼻子发酸。后来她才知道，严言的母亲因故去世，父亲靠摆面食摊谋生，家里还有一个八旬的奶奶，是姐姐牵着他的手每天往返上学。于是谢雯特别关照严言：上语文课时，每次遇到与“母亲”相关的内容，都尽量巧妙地回避过去。

　　可是有一天，还是没能躲过去。当一名同学在班上朗读一篇母亲主题的范文时，严言彻底失控了——从开始的坐立不安，到后来哭着夺门而出。

　　“你为什么要让学生去朗读那样的作文?”一贯内向腼腆的严言火山般爆发了，一个劲儿地追问自己最亲爱的老师。“孩子，你总要长大的，总要学会面对现实!”内心压抑许久的谢雯也跟着“崩溃”起来。两个人在小办公室里嚎啕大哭。

　　哭累了，说累了，双方都冷静下来。严言问：“老师，以后你当我的妈妈可以吗?如果填表，‘妈妈’就填你的名字可以吗?”谢雯把这个“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从课余作业到吃喝拉撒，从习惯培养到兴趣开发，再到职业规划，谢雯都操尽了一颗慈母心。

　　在六十一中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读到小学毕业时，严言要送“老师妈妈”一份礼物。谢雯告诉他：“花钱买的东西，我可不要。”严言请父亲擀了面条，自己亲手下了一碗面，用一个塑料饭盒盛着，送到了谢雯的办公室。谢雯含着泪，当着父子二人的面，“夸张”地一口气吃完这碗面。她一直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味的一碗面。

　　严言可以说是在安徽省会合肥求学的10多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的一个缩影。他所就读的六十一中的前身是一家国企的子弟学校，划归地方之后，办学条件有了彻底的改善。六十一中拥有两个校区，其中的北校区就“隐藏”在当地的一家大型菜市场的隔壁。这所在合肥众多学校里名不见经传的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校1800多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随迁子女比例超过95%。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现状，决定了多数孩子的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父母早出晚归，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子女;孩子大多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房里，有的家中甚至没有一张书桌，更别说学习的氛围。

　　面对这样的学生，到底该怎么教?这是一道教育难题。

　　多年的教育探索让六十一中的老师得出一个共识：如果说名校的老师表现出一种权威理性的师道尊严的话，我们带给孩子的更多的是一种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情感关怀。

　　让老师理解孩子是教育的起点

　　互联网时代还需要家访吗?这是教育界一直热议的话题。

　　今年3月，合肥市包河区启动了“千名党员教师访万家的活动”，其家访的重点对象在于特殊群体儿童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等六类家庭，要求覆盖比例超过25%。据介绍，目前已经有1500多名老师，走访了7000多个家庭。在已经到来的暑假，这个数量将会更多。

　　“这些特殊的家庭，我们学校都有。在此之前，家访也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手段。”六十一中校长廖颖杰说。在六十一中，家访是每位老师的必修课。有的老师一年能走访40多户家庭，基本把班上所有学生的家庭都走了一遍。“老师如果不去孩子的家庭走访，就根本谈不上理解孩子，而理解孩子是教育的起点，决定了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路径。”

　　小芳是吴先华老师班上的学生。这个女孩戴着厚厚的眼镜，不怎么与人交流，“所有的作业不写，所有的课不听，所有的活动不想参与。”

　　开学一个月后，在一栋即将拆迁的孤楼里，双目失明的小芳父亲接待了到访的老师。吴先华终于明白了小芳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父亲患病长期卧床，全靠低保生活;母亲现已再婚，不愿再踏进这个家门。

　　“从此我再也没有斥责她的念头，学会了理解她、包容她。”吴先华说。

　　在班会上，吴先华支走了小芳，哽咽着向同学们通报家访的情况，“小芳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可不可以帮帮她呢?”

　　教室里异常安静，女生们各个眼圈红红的。同学们献计献策，师生最终达成共识：每个周末，吴先华带一组同学去小芳家，帮她复习功课，做家务。另外，每人带一个菜，大家陪小芳吃顿饭。后来，吴先华还说服了小芳的母亲有空回去看小芳。

　　一段时间之后，小芳有了向上的变化，师生都看在眼里。吴先华在日记中写道：“我只希望有一束光能照到她的心灵深处，驱除她内心的黑暗，让她学会用温情来对待生活和社会。”

　　“家访过程中充满了感动，孩子的行为有时甚至在激励着老师，回来之后，仿佛又攒足了能量，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一定要把他们教出来!”黄学娟最看重的是自己班上的“数学王子”小刚，但是这个孩子的成绩偶尔也会出现起伏。

　　有一天，黄学娟突然接到电话：“小刚两天没有回家了。”后来，众人在小刚家附近的医院住院部找到了他。

　　小刚失踪的原因很简单——期末考试在即，小刚和父亲租住的群租房太嘈杂。为了能有个安静的地方复习，小刚躲在病房走廊里看书，如果碰到有空床，就在此过夜。事后，小刚告诉黄学娟，“老师，请相信我，再熬一段时间就好了，考上高中就能寄宿了，我就能有看书的地方了。”

　　“你会发现，老师再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样懂事的孩子会让你心疼。”黄学娟的眼圈湿了。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没有界限

　　在六十一中，老师不仅是老师。六十一中毕业生杨楠深有感慨：“在这里，老师不仅管学习，还要管生活，他们付出的太多。”

　　以最简单的上学路线为例，六十一中的学生路上碰到各种情况的复杂性，可能是同在合肥的城市学生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菜市场里的进城务工人员家庭，每天上学需要穿过车水马龙的菜市。

　　针对学生家庭租住在小平房、棚户区，安全意识差、安全隐患多的状况，副校长姜宗耀说，学校近段时间开展了名为“走心”的专题家访：走一遍学生上学路线，看有无交通、坠物、溺水隐患;走一遍学生家庭屋内屋外，看有无用电、煤气安全隐患。

　　“有的家庭，煤气灶就挨着塑料棚。”去实地走访的姜宗耀被吓了一跳，立刻现场采取安全措施。“学校必须主动作为，为学生编织一道无时不在的安全防护网”。

　　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孩子午间在路边摊就餐，餐后到处闲逛，学校动员学生在校就餐，并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新岗位——由班主任兼任的看护老师，一年无休，每天中午值守在教室里。

　　被学生称作“姚妈”的姚萍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同事都知道姚萍有个习惯，从来不让工作人员打饭：“我的孩子，喜欢吃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吃多少，我最清楚，还是我来打吧。”

　　姚萍班上有个女孩，身体特别瘦弱，经常肚子疼。姚萍带她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挑食引起的消化功能弱。于是，姚萍每天都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把饭吃完，不准挑食。经过一学期，孩子身体好了起来，肠胃也慢慢适应了。

　　这所学校甚至还管起了孩子的减肥问题——因为家长忙于生计，没有太多的精力管教孩子，“不健康的”食品成了不少随迁子女的主食，导致很多孩子都有些肥胖。为此学校举办了体适能训练营活动，监督学生每天加强锻炼，同时要求学生在学校就餐，以便合理安排膳食，达到目标体重。

　　现在，北校区学生就餐人数由原先117人增加到现在近500人，不少“小胖墩”的体重也达到了正常标准。

　　“如果你能将学生视作自己的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忘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界限，不再纠结哪些是老师应该做的事，哪些不是。”一位老师感慨道。

　　不一样的教学，不一样的“分值”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老师让家长检查作业，不过这样的事情极少发生在六十一中。班主任黄学娟深知：指望不上学生的家长。“晚上发短信给家长，反映孩子学习的事情，聊着聊着，对方就不回了，后来才知道，家长累得睡着了。”因此，“全批全改”作业，对于这所学校的老师来说是常态。

　　这个暑假，黄学娟安排留在合肥的学生，分3次前往学校，及时检查作业进度，同时进行辅导。“考虑到家长没有时间监管，我们会把作业按天来布置，生怕孩子拖拉，越积越多”。

　　因为随迁子女暑期流动性强，学习时间不能确保，作业无法按时完成的现象非常普遍，六十一中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开学第一周不上新课，为了让学生能把暑假作业补上来。“我们可以等他们，虽然有点慢，但这不要紧，我们一步一步来。”一位老师说。

　　“学生两级分化严重，参差不齐，这给教学带来困难。”黄学娟多年摸索出来的教学经验是：分层教学，“如同在一个教室里，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针对学优生与待优生，分别展开教学。学优生提前预习，课堂上思考难题;待优生在课堂上学习最基础的内容。

　　黄学娟说，老师一个人精力有限，于是安排学优生当待优生的“小老师”，组成小组进行学习竞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暑假里，学生组成学习小组，集中在一户家庭学习，有空闲的家长轮流监管，老师则上门进行辅导。“孩子在校习得的知识，不会因为假期的松懈而遗忘”。

　　除了教学，作业、试卷都要做到“因人而异”，这无疑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有的学生基础太差，一般的试卷对他来说都太难了，因此我们只能给他‘单出’一份难度较低的试卷。”一位老师感慨道，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才能真正做到“有教无类”。

　　在黄学娟看来，教育是一场马拉松，这里的孩子起步虽然慢了点，但是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些年来，不少高中老师向她反映：随迁子女的潜力更大，高考排名往往会超过入校时的排名。

　　对此，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没有经过题海战术与课外辅导班的强化训练，每一分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

　　“如果同样都是700分的中考成绩，我们孩子考出这个成绩，和‘名校’的学生考出这个成绩，绝不是相同的概念。”她说。

　　随迁子女学校培养的是有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合格公民

　　老师：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学生：我想去学汽车修理!嗯，发型师也行。或者帮我父母卖菜?厨师也不错哦!

　　老师：到底想做什么?

　　学生：随便，能干啥就干啥吧，还有一个月才毕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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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发生在六十一中校园里的真实对话，曾经深深刺痛了老师的心。

　　这也是很多随迁子女对自己未来的真实想法——升学无所谓，就业无目标，未来无梦想，学习无动力。

　　如何让孩子们有新的梦想呢?学校决定先带孩子们去看看与他们父母不一样的职业。

　　作为安徽省内首家义务教育阶段实践“生涯教育”的学校，这种“生涯教育”的理念也统领了学生研学旅行的方向——他们不去名山大川、名人故里，首要的“刚需”是去了解那些自己父母所不从事的五花八门的职业。

　　学校9个年级的学生分成18条路线，分别走进医院、银行、大学、汽车厂、消防中队等场所，体验不同的职业生活。

　　“许多孩子是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都惊呆了：大学那么大，食堂饭菜那么多。”一位带队老师回忆：“回来的路上，整个大巴车都是静悄悄的。”

　　由于六十一中的普高录取率相对较低，走上学术精英之路的学生寥寥无几。老师会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走职业教育或者体育、艺术等道路，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

　　因为体育老师罗振宁的坚持，六十一中出了一个射击世锦赛冠军——苏丽。

　　当年，射击运动员出身的罗振宁在操场上搭起了简易的训练场。苏丽的打靶成绩引起了他的注意，并给苏丽开起了“小灶”——早读前进行体能训练，放学后进行打靶训练，即使在寒假期间也不中断训练。

　　初二时，苏丽有机会转到合肥市体校，走竞技体育之路，可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父母不同意她上体校。罗振宁舍不得这个好苗子，就一次次地上门做工作。后来，苏丽的父母终于被说动了，罗振宁也见证了一个世界冠军的诞生。

　　六十一中为这些从来没有上过培训班的学生开设了合唱课，并成立了“乐同”合唱社团，其中有35人参加声乐考级，有4人考过了8级，其他都考过了5级。

　　“只要给一个舞台，他们就会发光。在舞台上，谁又会区别他们与城里孩子有什么不一样?”音乐老师张卉说。“我们要普及音乐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学习一门乐器。”张卉介绍，考虑到学生的家境，无法购置昂贵的乐器，因此学校选择了葫芦丝和口风琴这类便宜又便携的乐器。

　　学校想方设法让更多的学生参加比赛，有时还会花钱外请专家辅导。“几十名学生外出比赛，要花那么多钱，甚至我们都心疼，但想到让孩子见世面，成绩、费用都不重要了。”张卉说。

　　“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些年来，张卉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被艺术所“改造”。

　　在张卉看来，孩子们除了掌握艺术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升毅力与自信，开阔视野。“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有更棒的人，更炫的舞台，更广阔的天空”。

　　“他们的成绩虽然差一点，这是由基础造成的，但是毅力、韧性、吃苦的劲头可能要强过城市的孩子。”在罗振宁看来，考大学并非唯一的人生道路，选择其他路径，同样可以到达事业的颠覆，但关键是，老师要扮演好“启蒙者”的角色。

　　2005年六十一中成为随迁子女定点学校。校方估算，十几年来，从这里毕业的随迁子女将近3000人。

　　正如一位毕业生所言：“这里的老师实际上是在为教育兜底，他们培养的是有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合格公民。”

　　我们不再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依据《合肥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方案》，到2020年，合肥市将逐步取消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所有学校均接收外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一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免费”。

　　随迁人员子女定点学校的概念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随迁子女依然大量存在，而六十一中的“特殊使命”也仍将继续。

　　作为首批进城上学的随迁子女，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杨楠如今在一家通讯公司从事技术工作。他见证了随迁子女就学政策的变迁，也见证了母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今的六十一中环境日益改善，高中升学率接近50%。

　　从合肥市第六十一中学双双毕业后，严言和姐姐相聚在北京：一个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财经院校，一个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对于黄学娟和她的同事来说，最享受的时刻，莫过于见到毕业生，或者听到他们的消息。

　　东南大学毕业的李华伟刚刚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他的每一点进步，父亲都会用短信及时告知黄学娟。在她看来，这是家长的一种感恩方式，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唐浩龙小学毕业时曾有机会转到其他初中，但还是选择留在六十一中。尽管他后来上了一所二本院校，但他和父母都很骄傲。弟弟唐政博也被送进了六十一中。平时推着平板车走街串巷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这是一所最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每次搬家，父亲都会选择在学校附近租住，就是为了孩子能在这里上学。

　　吕品在六十一中上了整整9年学，硕士毕业后，他在昆明一家科研机构工作。当年父母来到合肥做小生意，把他带到城市上学。现在，父母回到老家安度晚年，他则远赴云南，一家人与合肥擦肩而过。

　　因为求学，在合肥生活了整整12年的吕品，几乎绝大部分交际圈都在此建立，朋友、同学差不多都是合肥人。他一直觉得，合肥这座城市对自己来说，不是人生的驿站，而是人生的源头。

　　“我从来不是一个过客，我就是一个合肥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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